施教授作为一流的科学家,对科学创造的环境有亲身体会。比如他感慨道:“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是他应该理解,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形成和发展是在政府控制之外。比如,八百年前欧洲大学成立时,都属于自发的社会共同体,要么教授自治(如巴黎大学),要么学生自治(如波伦亚大学)。现今美国的一流大学(包括施教授曾任教的普林斯顿),绝大多数也都是私立。美国当年如果把建设这种一流大学的使命“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恐怕这些大学就不会成为“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也恐怕不会有今日的常青藤了。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G. Bowen领衔撰写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一书,就特别对比了现今欧洲那种以政府主导的大学模式和美国依靠民间动力推动的大学模式,指出后者的优异。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世界大学史,有几所一流大学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规划而产生的呢?